在中华民族14年抗战的壮阔史诗中，中国电影人以镜头为笔，胶片为纸，在战火硝烟中书写着光影力量。这些诞生于苦难的影像，既为浴血抗争的同胞凝聚战斗信念，也为后世留下精神遗产，更使今天的我们得以透过银幕，看见先辈传递民族不屈意志的努力。
一、呐喊与觉醒：“国防电影”运动的战斗先声
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炮火，击破了初兴的中国电影业的平静。尤其是在电影产业的核心地——上海，不少电影人亲眼见证了日本侵略者的残酷轰炸，亲身经历了战火中亲人朋友的生死离散。联华公司、明星公司的摄影队率先冲向战火前线，用手中的摄影机记录下十九路军将士先后五次夺回阵地的顽强战斗，将战场的硝烟定格在胶片上。而纪录片中留存的平民家园被毁、教育文化机构被炸，更是日军罪行的铁证，广泛激发起全民族的愤慨。
这一时期的故事片迅速由娱乐为主转向现实主义观照。1933年的《狂流》《春蚕》《民族生存》《小玩意》等多部影片呈现了农民、工人、手工业者的生存危机和东北流亡者的艰难生活，呼唤民众的觉醒。“国防电影”运动随之蓬勃兴起，借助有声技术，将呼吁抗战的声音传向四方。孙瑜导演的《大路》（1935年）刻画了一群青年工人以生命和热血筑就支援抗战的公路，片中插曲《开路先锋》的歌词“我们是开路的先锋，不怕你关山千万重……”唱出了中华民族不惧艰辛排除万难的斗志。费穆执导的《狼山喋血记》（1936年），以“打狼”象征抗击日寇。吴永刚导演的《壮志凌云》（1936年），讲述了曾经敌对的两个村庄最终联合起来，在血与火的淬炼下，最终认识到，只有团结起来共同战斗才能生存。最令人振奋的是电通公司的《风云儿女》（1935年）。这部影片将情感纠葛置于国难背景之下，表现了九一八事变后青年的选择。其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以激昂旋律唱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呐喊，迅速传遍大江南北，成为全民族抗战的精神旗帜——这曲诞生于银幕的战歌，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让抗战精神永远镌刻在国家记忆中。
全面抗战前的中国电影完成了历史性的转折，毅然承担起抗战宣传的重要使命。
二、苦干创造奇迹：大后方与“孤岛”的影像斗争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电影业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大部分电影人被迫西迁，而上海和香港两个“孤岛”的影人则在围困中以更隐晦的方式表达抗日诉求，在艰难的创作环境中以“苦干”创造影像斗争的奇迹。
在大后方，中国电影制片厂、中央电影摄影场等机构在艰苦环境中坚持创作。应云卫导演了改编自淞沪会战中守卫四行仓库真实战斗的《八百壮士》（1938年），使英勇的对敌战斗有了最为及时的表现。史东山拍摄了《保卫我们的土地》（1938年），首次正面展现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期间普通民众拿起锄头抗敌的觉醒过程，以质朴的叙事唤醒大众的抗争意识。何非光执导的《保家乡》（1939年）则聚焦日军在沦陷区乡村的暴行和军民联合抗争，成为动员民众参军的有力号召。该片被中苏文化协会选为对外宣传片，在英、法、美等多个国家放映，引发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关注。孙瑜带病执导了电影《长空万里》（1940年），以一群毕业于东北航空学校意气风发的学生为表现对象，生动地刻画了他们为保卫国家领空，不畏强敌、敢于牺牲的英雄形象。郑君里带领团队穿越陕西、甘肃、宁夏、内蒙古、青海、四川地区，历尽艰辛拍摄了表现蒙古族、藏族、回族、苗族、瑶族、彝族等少数民族同胞团结抗日的纪录片《民族万岁》（1940年），记录下蒙古族牧民捐粮支前、藏族同胞习武抗敌、回族群众赶制军鞋、彝族人民开山筑路等场景，追述各族同胞拥有的共同历史和文化，号召大家面对共同的敌人，成为各民族团结抗战的影像见证。
在上海“孤岛”，电影人以古喻今，《木兰从军》（1939年）、《岳飞尽忠报国》（1940年）、《关云长忠义千秋》（1940年）等影片均借助中国观众耳熟能详的话本故事、民间传说，看似诉说旧时代的忠孝节义，却是在褒扬乱世中最难得的民族传统美德。而《新地狱》（1939年）、《黑天堂》（1940年）、《孤岛春秋》（1941年）等影片，则真实地呈现了战时环境中“孤岛”人民的困顿、苦闷、彷徨和选择。吴永刚借《白雪公主》（1940年）的童话故事，鼓舞人们以愚公移山的精神移走“人类生命中的一切障碍”。动画影人万氏兄弟则将《西游记》的故事改编为同心协力反抗妖魔鬼怪的寓言，在物资匮乏的条件下以手工绘制完成了中国第一部动画长片《铁扇公主》（1941年）。当孙悟空带领民众合力扑灭火焰山的烈火时，银幕前的观众看到的不仅是神话，更是中华民族团结抗敌的希望。
在另一座“孤岛”香港，电影人在七七事变后短短数月就集合起各种资源，拍摄了集锦片《最后关头》（1938年），所有公司和影人不仅分文不取，还踊跃捐钱捐物，影片收益全部用于捐助华南抗战。先期南下的侯曜、苏怡等导演，全面抗战后到达香港的蔡楚生、司徒慧敏、汤晓丹等，与香港本土影人汇聚成不容小觑的抗战宣传力量。《太平洋上的风云》（1938年）、《血肉长城》（1938年）、《血溅宝山城》（1938年）、《孤岛天堂》（1939年）、《白云故乡》（1940年）、《前程万里》（1941年）、《正气歌》（1941年）等一系列影片相继涌现。在不断的实践磨合中，南下影人的电影中呈现了越来越多的香港战时生活，这也极大促进了香港本土电影的提升。香港沦陷期间，留港影人坚决不与日军合作，没有生产过一部影片。
影像记录和传递着战斗的消息，也将大后方的坚守、“孤岛”的希望传递到中华大地的各个角落，传递给每一位同胞，让“团结抗战”的信念不断汇集，凝聚成不可战胜的力量。
三、星火燎原：根据地电影的诞生与成长
1938年，在周恩来的指示下，根据地开始筹备自己的电影团。导演袁牧之和摄影师吴印咸一直心向延安，恰逢荷兰电影导演伊文思来中国拍摄纪录片，赴根据地拍片受阻，他决定将珍贵的摄影机赠送给八路军，由袁牧之和吴印咸带往延安。
“延安电影团”成立后，最初仅有6名成员，两台摄影机、三台照相机，被戏称为“两动三呆”，困难重重。1938年秋，《延安与八路军》的制作者袁牧之、吴印咸、徐肖冰等人在陕北黄帝陵摄制了这部人民电影第一部作品的第一个镜头，寄托了对民族崛起的深深期许。这部影像真实朴素地记录了根据地军民战斗、生活、生产和学习情况，有志青年从各地奔赴延安及分赴各地开展工作的状况。摄于延安的影像留存下了毛泽东、贺龙等领导人的珍贵画面。更可贵的是，电影团成员不顾个人安危，越过日军封锁线进入晋察冀边区拍摄，用镜头捕捉前线将士英勇无畏的战斗瞬间。《延安与八路军》体现了根据地的电影抗战宣传标准，是在延安文艺方针指导下的具体实践。
1942年，延安电影团着手摄制大型纪录片《南泥湾》（又名《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积极践行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影片展现了三五九旅战士“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改造南泥湾的艰苦历程。战士们在荒山野岭上开垦播种、饲养牲畜、开挖窑洞、修桥筑路，并发展手工业生产，用勤劳的双手和顽强的毅力，改造出“陕北好江南”。该片1943年2月4日首映，并在根据地军民中广泛放映。观众第一次从银幕上看到了自己的生活，从而更斗志昂扬地投入生产与战斗中去，这是人民文艺最好的体现。
根据地电影用镜头记录下军民在战火中的坚韧，记录下军民一家的温暖，记录下中华民族在危难中不屈的精神底色。那些在土窑洞里、在荒地上诞生的影像，如同燎原的星星之火，照亮了中国电影“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也照亮了抗战的征程。
四、传承与回响：抗战电影的艺术追求与精神传承
14年抗战，中国电影人在烽火硝烟中坚守，以镜头为笔、胶片为纸，用近千部影片构筑起民族的精神战线，用影像书写民族的抗争史诗。上海民营公司的曲折表达、大后方电影人的苦干精神、根据地电影的初心坚守，抗战影像作品超越初期电影单纯的艺术表达和娱乐，饱含对祖国的热爱、对民族的担当和对胜利的信念，也让今天的我们得以穿越时空感受波澜壮阔的历史，汲取无穷的精神力量。
即便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电影人也并未放弃对民族化表现方式的追求，努力实现中国电影更为本土化的表达，形成了更具民族特色的战时影像风格。卜万苍在《木兰从军》中尝试了“中国型”影像的探索，以伦理故事实现了保家卫国精神的宣扬。费穆在《孔子》中运用水墨卷轴的方式，将孔子的一生在镜头前徐徐展开，以为民族书写影像史志的决心对影像精雕细琢。郑君里在《民族万岁》中采用民族志的拍摄手法，记录蒙古族那达慕大会、藏族锅庄舞等民俗场景，镜头语言尊重民族文化特色，保留了文化多样性，又强化了民族团结的主题。
电影人在血与火的考验下以生命保护着电影设备和影片，也维护着电影人的尊严。在一次赶赴战场的拍摄中，吴印咸与摄影助理李肃轮流背着摄影机赶路，机器将两人的背磨得满是伤痕。战场上，子弹擦肩而过，击穿了李肃的帽子，生死一瞬间。徐肖冰也曾回忆，电影团曾遭受敌军围困，幸亏部队赶到才得以突围。郑君里带着队伍在悬崖路上跋涉七天七夜，队员们冒着零下三十摄氏度的严寒完成拍摄。而在另一种看似平静的暗战中，上海和香港的电影人宁可使用过期胶片或以声带片代替副片，也不愿低价购入日产胶片。这些不畏艰险、勇于担当的电影人，凭借他们的智慧与勇气，为后来者树立了永久的榜样。
抗战电影穿越烽烟，既写给抗战中的同胞，也写给未来的我们。80年过去，当今天的我们看到《南泥湾》中的镰刀挥舞，听到《民族万岁》中牧民的歌声，读到电影人在各种艰难困苦中坚持影像斗争的事迹，仍为之动容，仍为之震撼。
80年前的硝烟已然散去，而影像中那份炽热的家国情怀却仍然鲜活如初，它们留存着一个民族整整14年的艰难困苦，以及这艰难困苦中的坚守、抗争与希望。当我们回望这些影像，不只是在回顾历史，更是在寻找一种精神的延续，那些电影人用生命与信念捧出的作品，是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遗产。
（作者系南京艺术学院戏剧与影视学院教授）